《晉書．阮籍傳》載：「（籍）時率意獨駕，不由徑路，車迹所窮，輒慟哭而反。」我以為，「途窮而哭」的故事，完全可作為阮籍整體生命的一種象徵。此處可注意者，首先是阮籍之出行，乃孤身一人，沒有同伴；次為他「不由徑路」，隨意地駕車，未循特定路徑，也沒有目的地；三則當途窮路盡，他只能慟哭著回返起點，這趟漫遊，沒有結果；最後，此一「出發―漫遊―途窮―回歸」的行為歷程，在阮籍的生命中並非僅出現一次，而是經常如此、不斷地重複。我們可以怎麼解讀呢？
屈原〈離騷〉云：「悔相道之不察兮，延佇乎吾將反。回朕車以復路兮，及行迷之未遠。」往後的中國文學中，「道路」屢屢作為一種人生的譬喻，歷史書寫亦史亦文，將《晉書．阮籍傳》「途窮而哭」的記載，視為史家／文人對阮籍生命之象徵，實無不可。那麼，阮籍於黑暗的局勢中，既堅決守志，又必須全身保族，在內外交煎的壓迫下，「率意獨駕，不由徑路」，當其出走時，是否懷抱著一絲希望，期盼能夠無意間遭遇、發覺一條「活路」，讓生命不再如此痛苦？世路難行，他也考慮過出世之路：「驅馬舍之去，去上西山趾」、「漁父知世患，乘流泛輕舟」，或「乃悟羨門子，噭噭今自嗤」、「願登太華山，上與松子遊」，隱逸也好，求仙也罷，都不失為可供選擇的解脫之途，但阮籍終究沒有走上任何一條，只「慟哭而反」。
最痛苦的該是從出發到回歸之間，那「車迹所窮」的當下。以象徵的角度看，我們不妨將此處之「窮」，解為因心靈不能前行而「窮」，而非實際道路已然斷絕之「窮」。阮籍由原點離開，表面上漫無目的，實則希望尋找一條新的生存之道。儘管與原點的距離漸遠，其心仍反向地牽繫著出發之所，兩者間拉出一條長線，走得愈遠，線愈長，拉力也愈大。終於在某個時刻，阮籍停下，顧盼猶疑，佇立沉思――折返，或者前行？回歸壓迫的現實人間，或者前往逍遙的世外桃源？這一刻，彷彿〈離騷〉結尾的再現：「陟陞皇之赫戲兮，忽臨睨夫舊鄉。僕夫悲余馬懷兮，蜷局顧而不行。」屈原最後的凝眸，令他在去留之間徘徊掙扎。百代之下，阮籍將如何抉擇？
我們早已知道答案。
其心或亦嚮慕逍遙長生，希望自困窘的處境中解脫，卻不忍放下現實的重擔，拋棄家庭與族人。如此一來，即使走得再遠，阮籍怎能不回車？其路之窮，一則出於時局，令他不得濟世，一則出於倫理，使他不願避世。途窮，對阮籍而言，實乃必然之結局。
當屈原因「悔相道之不察」而「回朕車以復路」，乃慶幸自己「及行迷之未遠」，以安慰且欣悅的心情，復歸其美好的生命原點；阮籍回車，卻是不得不返回絕望的人間，繼續其守志全身的無言抗爭，做一株被嚴霜壟罩的野草、一隻悲鳴北林的朔鳥。這樣一再出走，又一再回歸的歷程，實表現了亂世中人無所遁逃於天地的悲涼無奈。
孤立於生命荒野上的阮籍，不能不哭，但當其身處人間社會，卻「喜怒不形於色」、「口不臧否人物」，以保全自我與家族。輕蔑禮教、任誕不羈的姿態背後，壓抑著深沈鬱結的悲哀。「母喪吐血」一事，即可視為阮籍扭曲生命的寫照――外表看似雲淡風輕、漫不在乎，實則必須「吐血數升」，方能抒發內心的巨大悲痛。其生命之糾結，一至於此！阮籍之詩，正是其途窮之淚、傷逝之血，噴薄漫溢，汩汩不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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